2014年1月17日 星期五

「沙士」與醫護人員的挑戰

於九月上旬,我於香港出席了一個名為《SARS倫理反思與前膽》的座談會。於二零零三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簡稱非典型肺炎、沙士)對香港帶來特別嚴重的破壞。約一千八百人受感染,其中三百人死亡,有三名更是醫護人員。香港天主教教區生命倫理小組轄下的生命倫理資源中心,在不同醫院、護士及醫生團贊助下,舉辦了是次學術活動。
事隔十年,現在我們可冷靜回顧,當時的醫護人員,在冒著性命危險下,救活、治療「沙士」病者時,所面對的種種挑戰。以下四種醫患關係的角度,可作為應用在沙士患者上的醫護服務的不同範例,即軍事角度、行業責任、法律與商業,及職業與使命。這四個概念,在某程度上奠定了醫療服務的提供者會如何看待「沙士」患者。

軍事式抗疫
醫生與護士在沙士困境時被視為前線人員。現今醫護人員的培訓,雖已從原本傳統的軍事訓練模式擴展。不過從護理站、查房、內部工作人員、分流等等的術語中,我們還是可見到一點點軍事色彩。醫護人員要與他們的「敵人」對抗,甚至會因此犧牲性命,他們單是在實習時期已經要披星戴月,在夜值勤照顧病者。在沙士疫症爆發時,醫生護士們除了要以此模式「打仗」,還得自我隔離,不得回家,他們每天就此賭上自己的性命,與沙士背水一戰。

醫護人員的職責
這個模式的醫患關係著眼於醫生和護士們服務人群的職責,與警察、消防員、船長等行業沒有分別,都是「為公眾服務」。市民大眾認為這些「公僕」必須有職業操守,即使在緊急情況中,也不可放棄任何生命;若火警現場還有人未能脫險,消防員一定要不顧性命,闖入火海救人。同樣,醫護人員在廣泛傳染性疾病肆虐之時,也不得放棄任何病人,這樣會被之視為不專業,也不為大眾所接受,就像哥斯達協和號觸礁事故中,肇事船長因拋棄困在船上的乘客而自保遭到控訴。所以,在沙士時期,盡忠職守的醫護人員們會因為他們堅守專業精神而備受頌揚。

商業觀點與法律責任
在現今商業社會中,醫患關係有時會因預先制定的合約,而成為一種主顧關係。據此概念,病人是聘用醫生去實行合約訂明的醫護服務。而且,在「貨不對辦」時,病人還可就此提出訴訟。由此觀之,醫護服務漸趨功利計算化,經濟與效率考量不時凌駕於病人的需要之上。另一方面,醫護人員也有可能選擇退出這「合約服務」,以免自己或家人承受風險。

職業與醫護人員的使命
醫生護士的召叫並不簡單,也不止單純的專業服務。事實上,醫護工作包含著比醫護人員本身更偉大的使命。正如埃德蒙‧佩萊格里諾博士(Dr. Edmund Pellegrino)所說,這種態度將構成一種把醫護人員和病人綁在一起的契約關係。醫護人員們需要實踐謹慎和正義這些美德。再者,對醫學來說,忠誠信任的美德尤其重要,因為病弱者把自己交托於醫護人員慈悲的手中,讓他們照料。另外,醫護人員有著特別的技能與職務,應該要有自謙的美德。
說到自謙,其實並不表示醫護人員在照顧病人時,應盲目地犧牲性命、健康。有時他們要作一些困難的決定,例如︰應否為沙士病者插喉?口罩用光了怎麼辦?在這個醫患關係模式中,治療病人需要評估以平衡利害。此評估的大前提是要謹慎,務求可實行最佳的行動。
要實踐美德,要在所有情況下謹慎及有智慧地行動,的確要花不少時間、功夫去習慣。正如哲學家尤瑟夫‧皮柏(Josef Pieper)所說︰「謹慎的決定,及預測的直覺,無論如何都能憑幾個方面得到實質的保障︰憑以往的人生經驗;憑本能的警覺及健朗的評價;憑一個人真正目標的道路永不破滅這大膽而渺小的希望;憑正直的意志及最終目的;憑神直接或間接指引的恩賜。」
十年過去,沙士一疫使我們從經驗中學習;也讓我們在未來能夠更有智慧,更謹慎。


譚傑志神父

2014年1月6日 星期一

「生命倫理、多元文化及宗教」國際研討會

本月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命倫理暨人權教席」和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聯合舉行了一個國際研討會 主題是生命倫理、多元文化及宗教,取材於「世界生命倫理與人權宣言」的第12 尊重文化多樣性和多元化。為期三日的研討會,除了邀請了來自十個國家、十多個國藉的專家,本港亦有多位倫理學者參加研討會,包括本港四間大學的教職員。

研討會首先研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05年發表的「世界生命倫理與人權宣言」,然後探討了人權的不同理念。研討會便逐一探討七大宗教對人權和生命倫理的不同立場。七大宗教包括了天主教、佛教、道教、孔教/儒家思想、伊斯蘭/回教、印度教及猶太教。研討會這部分的模式是由一位講者探討某宗教的立場,然後由一位以同一宗教傳統的講者和一位以不同宗教傳統的講者討論那立場。三位講者演講後,便由與會學者自由討論,充分探討該宗教對人權和生命倫理的不同見解。

由於權利(包括人權)是一個較為近代的概念,七大宗教都沒有提及權利或相關的概念,它們反而講及責任。但如果責任的對象是人,我們便可以說那人有權要求他人行駛對自己的責任。但宗教所談及的責任並不一定和現代人談及的權利一樣,而且現代人認為是較重要的權利,亦未必受到傳統宗教的重視。最麻煩的還是一般人對權利,有「權利是王牌」的期望,往往令權利顯得不合理。三日的研討會未能作出具體的結論,但七大宗教對生物倫理與人權的坦誠對話,增加了互信及了解,找出合作的空間。此外研討會亦強調了現今世俗主義及其生命倫理與傳統宗教的分歧,令七宗教的對話加添意義。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命倫理暨人權教席」亦議定於明年十一月於墨西哥舉行下一屆國際研討會,探討宣言的第14條(社會責任和健康)或第16條(保護後代

歐陽嘉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