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天主教醫生協會聯會峇里大會後的反思

我早前參加了亞洲天主教醫生協會聯會在印尼峇里島舉行，主題為「天主教醫生在轉變世界中面對的挑戰」的會議(www.afcma2012.com)。我亦應邀在會上演講，從生命倫理角度探討生命初期面對的挑戰，提出了四個容易觀察到的挑戰。

1.          俗世與天主教教會對生命倫理有深層次的分歧，形成了兩極化的現象。現今，不少社會都趨向世俗化，令宗教在社會擔任了次要的角色；不少地方已不重視宗教聲音。開放及世俗的觀念已成為生命倫理的主流；往往以功利主義和物質主義為基礎。因此，人類便失去了內在價值，而一個人的價值只建於其對社會的貢獻。在此前提下，將死胚胎可用作科學研究的物料，無腦畸胎嬰兒不能長大成人而可作墮胎。在另一方面，天主教的觀點基於自然律及人類的尊嚴；在天主的眼中，每一個人都是珍貴，因為都是按天主肖像而創造的，因此，我們相信人人平等，不論外貌、年紀、性別或對社會有否貢獻。

2.          世俗與宗教理念上的分歧在生命之初是最明顯的，尤其是有關人類胚胎的倫理道德地位。天主教傳統基於自然律及哲學概念，界定生命始於受孕一刻，所以胚胎是有內在的尊嚴，因而値得尊重及保護。世俗觀點則著重人的功能性，所以，有些學者如Peter Singer，將未出生嬰孩、無腦畸胎、初生的，弱智的、以及昏迷的皆不視作人，反而將較高動物如猩猩等，則視為人類。而這功能性的界定，是基於為人類的智慧、自我察覺、能作決定、等等。這個立場廣為社會接受，因為傳統大自然的概念受到進化論挑戰。大自然再不被視為固定不變的，但若人是進化而來，人類的本質亦會轉變：人只是高等進化的動物而已。因此，我們能夠以策動我們的進化，及可以採用科技去製造完美的人類。這一切其實正在發生，如試管嬰兒、植入前基因診斷、胚胞幹細胞、複製人及人造生命的科技，加上納米科技、模控學及神經科學發展，真的有可能製造了新人類；超人類主義是極有機會實現的。

3. 另一相關的挑戰，是科學與科技以混淆不清的角色來抗衡倫理。現今社會傾向科學正元論，認為只有科學能驗証真理。科學推動及改善社會，所以不應加以任何限制，包括倫理守則。科學已取代了宗教成為社會新聖神；社會大額投資醫療保障，認為新科技為我們減輕痛楚，及延遲死亡，但新科技為人類帶來的是生機或是危機？科技發展帶來另一種自由和抉擇的體會，令我們常常見，卻是主觀主導權（Will to Power）充斥著生命倫理的情景。人的主觀渴望，與科技力量結合，演譯為正確而可行現的事實。當一對不育夫婦渴望有子女，可採用生育科技力量，來生產子女；而另一對夫婦「不想」再添加子女，可用避孕或絕育的科技力量(力量)，來控制自己未來；女士可進行墮胎(力量) ，以除去「不想」的懷孕；科學家渴望用科技力量，來製造人工生命或複製人類，則可加以研究。主觀主導權（Will to Power）意味著，已沒有客觀真理，所以人可以製造他的真理。持守這種倫理道德相對主義（即世上沒有真理），引至道德上的虛無主義，令天下所有事物都變成可以接受。

4. 最後，面對各種不同及多元化的文化，用那個宗教或世界觀點來應付生命倫理的問題才是正確？舉例說，並非所有宗教都如天主教般接納胚胎為有生命的。在此情境下，不禁會問到是否有一套超越文化差異，適用全球或普世的倫理。在現今全球化的社會，這問題更具迫切性。教宗本篤十六曾多次提及重視不同文化中生命倫理的幅度。西方社會所面對的挑戰，較亞洲更為迫設，因基督宗教在西方社會曾有主導地位，而其地位在亞洲反是次要。因此亞洲天主教徒應協助普世教會，防止混淆不同宗教主張，及抗衡道德多元化。

以上是教會在生命之初面對的一些挑戰。為回應這些挑戰，教會需要參與及影響當代文化，令它走向生命文化的方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命倫理及人權研究講座(UNESCO Chair in Bioethics and Human Rights) 正因此發起了兩項計劃，第一個是一系列「生命倫理、多元文化及宗教工作坊」(Bioethics, Multiculturalism and Religion Workshop)；並將在2013年12月在香港舉行最新一個工作坊，將由七大宗教的生命倫理學者參加，對此課題進行討論(www.unescobiochair.org) 。第二個是「環球生命倫理藝術比賽」(Bioethics Global Art Competition)，邀請藝術家通過藝術媒界，來傳達生命理倫價值，以收宣傳推廣之效(www.bioethicsart.org) 。

譚傑志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