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士」與醫護人員的挑戰

於九月上旬，我於香港出席了一個名為《SARS倫理反思與前膽》的座談會。於二零零三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簡稱非典型肺炎、沙士)對香港帶來特別嚴重的破壞。約一千八百人受感染，其中三百人死亡，有三名更是醫護人員。香港天主教教區生命倫理小組轄下的生命倫理資源中心，在不同醫院、護士及醫生團贊助下，舉辦了是次學術活動。

事隔十年，現在我們可冷靜回顧，當時的醫護人員，在冒著性命危險下，救活、治療「沙士」病者時，所面對的種種挑戰。以下四種醫患關係的角度，可作為應用在沙士患者上的醫護服務的不同範例，即軍事角度、行業責任、法律與商業，及職業與使命。這四個概念，在某程度上奠定了醫療服務的提供者會如何看待「沙士」患者。

軍事式抗疫

醫生與護士在沙士困境時被視為前線人員。現今醫護人員的培訓，雖已從原本傳統的軍事訓練模式擴展。不過從護理站、查房、內部工作人員、分流等等的術語中，我們還是可見到一點點軍事色彩。醫護人員要與他們的「敵人」對抗，甚至會因此犧牲性命，他們單是在實習時期已經要披星戴月，在夜值勤照顧病者。在沙士疫症爆發時，醫生護士們除了要以此模式「打仗」，還得自我隔離，不得回家，他們每天就此賭上自己的性命，與沙士背水一戰。

醫護人員的職責

這個模式的醫患關係著眼於醫生和護士們服務人群的職責，與警察、消防員、船長等行業沒有分別，都是「為公眾服務」。市民大眾認為這些「公僕」必須有職業操守，即使在緊急情況中，也不可放棄任何生命；若火警現場還有人未能脫險，消防員一定要不顧性命，闖入火海救人。同樣，醫護人員在廣泛傳染性疾病肆虐之時，也不得放棄任何病人，這樣會被之視為不專業，也不為大眾所接受，就像哥斯達協和號觸礁事故中，肇事船長因拋棄困在船上的乘客而自保遭到控訴。所以，在沙士時期，盡忠職守的醫護人員們會因為他們堅守專業精神而備受頌揚。

商業觀點與法律責任

在現今商業社會中，醫患關係有時會因預先制定的合約，而成為一種主顧關係。據此概念，病人是聘用醫生去實行合約訂明的醫護服務。而且，在「貨不對辦」時，病人還可就此提出訴訟。由此觀之，醫護服務漸趨功利計算化，經濟與效率考量不時凌駕於病人的需要之上。另一方面，醫護人員也有可能選擇退出這「合約服務」，以免自己或家人承受風險。

職業與醫護人員的使命

醫生護士的召叫並不簡單，也不止單純的專業服務。事實上，醫護工作包含著比醫護人員本身更偉大的使命。正如埃德蒙‧佩萊格里諾博士(Dr. Edmund Pellegrino)所說，這種態度將構成一種把醫護人員和病人綁在一起的契約關係。醫護人員們需要實踐謹慎和正義這些美德。再者，對醫學來說，忠誠信任的美德尤其重要，因為病弱者把自己交托於醫護人員慈悲的手中，讓他們照料。另外，醫護人員有著特別的技能與職務，應該要有自謙的美德。

說到自謙，其實並不表示醫護人員在照顧病人時，應盲目地犧牲性命、健康。有時他們要作一些困難的決定，例如︰應否為沙士病者插喉？口罩用光了怎麼辦？在這個醫患關係模式中，治療病人需要評估以平衡利害。此評估的大前提是要謹慎，務求可實行最佳的行動。

要實踐美德，要在所有情況下謹慎及有智慧地行動，的確要花不少時間、功夫去習慣。正如哲學家尤瑟夫‧皮柏(Josef Pieper)所說︰「謹慎的決定，及預測的直覺，無論如何都能憑幾個方面得到實質的保障︰憑以往的人生經驗；憑本能的警覺及健朗的評價；憑一個人真正目標的道路永不破滅這大膽而渺小的希望；憑正直的意志及最終目的；憑神直接或間接指引的恩賜。」

十年過去，沙士一疫使我們從經驗中學習；也讓我們在未來能夠更有智慧，更謹慎。

譚傑志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