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天主教醫生協會聯會峇里大會後的反思

我早前參加了亞洲天主教醫生協會聯會在印尼峇里島舉行，主題為「天主教醫生在轉變世界中面對的挑戰」的會議(www.afcma2012.com)。我亦應邀在會上演講，從生命倫理角度探討生命初期面對的挑戰，提出了四個容易觀察到的挑戰。

1.          俗世與天主教教會對生命倫理有深層次的分歧，形成了兩極化的現象。現今，不少社會都趨向世俗化，令宗教在社會擔任了次要的角色；不少地方已不重視宗教聲音。開放及世俗的觀念已成為生命倫理的主流；往往以功利主義和物質主義為基礎。因此，人類便失去了內在價值，而一個人的價值只建於其對社會的貢獻。在此前提下，將死胚胎可用作科學研究的物料，無腦畸胎嬰兒不能長大成人而可作墮胎。在另一方面，天主教的觀點基於自然律及人類的尊嚴；在天主的眼中，每一個人都是珍貴，因為都是按天主肖像而創造的，因此，我們相信人人平等，不論外貌、年紀、性別或對社會有否貢獻。

2.          世俗與宗教理念上的分歧在生命之初是最明顯的，尤其是有關人類胚胎的倫理道德地位。天主教傳統基於自然律及哲學概念，界定生命始於受孕一刻，所以胚胎是有內在的尊嚴，因而値得尊重及保護。世俗觀點則著重人的功能性，所以，有些學者如Peter Singer，將未出生嬰孩、無腦畸胎、初生的，弱智的、以及昏迷的皆不視作人，反而將較高動物如猩猩等，則視為人類。而這功能性的界定，是基於為人類的智慧、自我察覺、能作決定、等等。這個立場廣為社會接受，因為傳統大自然的概念受到進化論挑戰。大自然再不被視為固定不變的，但若人是進化而來，人類的本質亦會轉變：人只是高等進化的動物而已。因此，我們能夠以策動我們的進化，及可以採用科技去製造完美的人類。這一切其實正在發生，如試管嬰兒、植入前基因診斷、胚胞幹細胞、複製人及人造生命的科技，加上納米科技、模控學及神經科學發展，真的有可能製造了新人類；超人類主義是極有機會實現的。

3. 另一相關的挑戰，是科學與科技以混淆不清的角色來抗衡倫理。現今社會傾向科學正元論，認為只有科學能驗証真理。科學推動及改善社會，所以不應加以任何限制，包括倫理守則。科學已取代了宗教成為社會新聖神；社會大額投資醫療保障，認為新科技為我們減輕痛楚，及延遲死亡，但新科技為人類帶來的是生機或是危機？科技發展帶來另一種自由和抉擇的體會，令我們常常見，卻是主觀主導權（Will to Power）充斥著生命倫理的情景。人的主觀渴望，與科技力量結合，演譯為正確而可行現的事實。當一對不育夫婦渴望有子女，可採用生育科技力量，來生產子女；而另一對夫婦「不想」再添加子女，可用避孕或絕育的科技力量(力量)，來控制自己未來；女士可進行墮胎(力量) ，以除去「不想」的懷孕；科學家渴望用科技力量，來製造人工生命或複製人類，則可加以研究。主觀主導權（Will to Power）意味著，已沒有客觀真理，所以人可以製造他的真理。持守這種倫理道德相對主義（即世上沒有真理），引至道德上的虛無主義，令天下所有事物都變成可以接受。

4. 最後，面對各種不同及多元化的文化，用那個宗教或世界觀點來應付生命倫理的問題才是正確？舉例說，並非所有宗教都如天主教般接納胚胎為有生命的。在此情境下，不禁會問到是否有一套超越文化差異，適用全球或普世的倫理。在現今全球化的社會，這問題更具迫切性。教宗本篤十六曾多次提及重視不同文化中生命倫理的幅度。西方社會所面對的挑戰，較亞洲更為迫設，因基督宗教在西方社會曾有主導地位，而其地位在亞洲反是次要。因此亞洲天主教徒應協助普世教會，防止混淆不同宗教主張，及抗衡道德多元化。

以上是教會在生命之初面對的一些挑戰。為回應這些挑戰，教會需要參與及影響當代文化，令它走向生命文化的方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命倫理及人權研究講座(UNESCO Chair in Bioethics and Human Rights) 正因此發起了兩項計劃，第一個是一系列「生命倫理、多元文化及宗教工作坊」(Bioethics, Multiculturalism and Religion Workshop)；並將在2013年12月在香港舉行最新一個工作坊，將由七大宗教的生命倫理學者參加，對此課題進行討論(www.unescobiochair.org) 。第二個是「環球生命倫理藝術比賽」(Bioethics Global Art Competition)，邀請藝術家通過藝術媒界，來傳達生命理倫價值，以收宣傳推廣之效(www.bioethicsart.org) 。

譚傑志神父

平等與歧視

立法會選舉時，有些候選人的政綱包括了推動反性傾向歧視立法。本網誌將不討論同性戀問題，那問題將於另一網誌作出交待。以平等概念去推廣同性戀；或以歧視來標籤反對同性戀的聲音；這些又是否合乎倫理道德呢？

維基百科指歧視「是針對特定族群的成員，僅僅由於其身份或歸類，而非個人品質，給予不同的對待。歧視總是以某族群的利益為代價，提高另某族群的利益。」有英語字典把“discriminate” 的定義作為 “to find or make a difference” ，從此推斷歧視亦可定義為「以社會不認為恰當的特徵來作出辨別」。至於平等，又是否要把一些大家有爭議是否錯的事物，以平等原則推翻一些人的反對，把「錯」和「對」當作一樣，無形中把「錯」定義為「對」。無論個人是把那件定為「對」或「錯」，大家都應該考慮平等原則是否可以代替其他倫理道德原理，來決定事物的對與錯。另一方面，如果平等原則真的可以在決定事物的對與錯時，凌駕於倫理道德之上，那麼其他倫理道德原理則可以原全被廢除，而世上所有事物都是「對」的（其實世上所有事物都可以是「錯」的，因為這也是平等的）。

由此看來，平等原則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天主教教理第2358條提醒我們「應該避免對[同性戀者]有任何不公平的歧視」；亦意味著歧視可以是合理和合乎公義的。教宗本篤十六世擔任信理部長時，於2003年發出了一份關於給予同性結合法律上認可的訓導，指出歧視之所以不能接受是因為它違反了公義（Differentiating between persons or refusing social recognition or benefits is unacceptable only when it is contrary to justice.），因此可以為維護公義而作出合理的辨別。（第八條）

平等原則並不可以凌駕於倫理道德之上，或取代其他倫理道德原理，把「對」與「錯」混淆。它亦不應該用來推廣同性戀，或用來為同性戀者爭取一些違反公義的權益。


歐陽嘉傑醫生

港中醫院結業的反思

港中醫院終於九月頭結了業！對於維護生命人士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據稱港中醫院每年處理香港六成的合法墮胎個案，因此它的結業肯定令本港墮胎更加困難。但港人不一定要在港才能墮胎；北上往深圳墮胎也絕對不是難事。所以要減少墮胎還是要從多方面著手：從教育今人知道墮胎是錯的；從政治途徑收緊合法墮胎的空間等等。

但大眾之所以准許醫護人員殺害胎兒的背後，的確存在很多誤解和歪理，連規管合法墮胎的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的第47A條，亦存有例如殘疾歧視等的歪理。（筆者將寫另一篇blog來討論墮胎法背後的歪理。）在醫療科技發達的今天，先進的四維超音波已可以令我們看見懷孕八至十二週胎兒的面貌，以及其胎中的動態，令大眾對懷孕初期的胎兒，增加了認識。大眾不能夠再當胎兒作為「一團細胞」看待，而要真真正正把它當一個小孩子看待。

此外數月前在英國的「醫療倫理雜誌」(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刊登了關於「產後墮胎」的一篇文獻，指出由於墮胎和殺嬰其實在理念上是十分相近；若大眾可以為了多種理由接受墮胎，那麼他們亦應該為同樣的理由接受殺嬰。文獻刊登後引起巨大的回響，因為很多人雖然接受了墮胎，但始終不能接受殺嬰。這是不合乎邏輯的。天主教教會一向都將墮胎和殺嬰一視同仁，同樣地譴責它們，因為它們都一樣殺害無辜。只是有些新教教派卻接受了世俗倫理的功利主義，因而接受墮胎作為嚴重殘障、因姦成孕…等等困境的解決方法。久而久之，這些新教教派便漸漸全面接受了墮胎。這顯然是一個「溫水煮蛙」的例子。既然墮胎已廣泛被大眾接受，以邏輯而論，下一步當然是殺嬰。相反地，若殺嬰是不能接受的，以邏輯而論，大眾亦要全面反對墮胎。

另一方面，政府將増加家計會的資助，令它能夠擴張其墮胎服務，來彌補港中醫院結業所造成的空缺。這畢竟是用了納稅人的錢。作為一位維護生命人士，又怎可以任由政府用你的稅款，做一些違背你良心的事呢？在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可以承諾其公民，不會將其稅款用作一些違背他們良心的事。在一些有國家宗教的地方，政府可以把稅款本來用作資助國家宗教的部分，撥作非宗教慈善用途。同樣地，維護生命的公民，亦可申請政府，把稅款本來用作資助墮胎的部分，撥作其他公益用途。究竟這會不會在香港發生呢？

歐陽嘉傑醫生

醫生的良知 2

但病人的醫療要求又如何處理？有些人會想限制醫護人員良知抗拒的權利，但為什麼是病人的價值觀較醫護人員的價值觀更為重要？為什麼不可以限制病人的醫療要求？以墮胎為例，它一直是錯的和不道德的，但因為有些名醫在英國的大力遊說，令墮胎首先在英國有限度地合法發，然後引入香港。但合法不一定是合乎所有人的倫理道德原則，因此法律存有給予醫護人員作良知抗拒的安排。

限制醫護人員良知抗拒的權利又有何害處？醫護人員照顧的病人，始終都是容易受到傷害的人士，因此醫護人員的良知是十分重要的。以墮胎為例，雖然法律准許醫護人員在指定的情況下殺掉胎兒，有些病人卻希自己的醫生不會用殺人的方式，來解決病痛的問題。如果因為限制醫護人員良知抗拒的權利，令某些醫生不能再在某些專科工作，甚至令他們不能繼續行醫，那豈不是為了一些病人的醫療要求(墮胎)，犧牲了另一些病人的醫療要求。

此外，墮胎（甚至安樂死）背後的價值觀，亦與其他醫療價值觀，是存有深層面的對立。有些國家可以容許女士在懷孕身後期進行墮胎。試問打掉一個二十四週的胎兒，和把一個早產的二十四週嬰兒，收入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醫治，會不會反映了現代醫學的自相矛盾？同樣地，一些長者會要求利用高科技醫療以延長的壽命，但另一些長者卻要求醫護人員以安樂死，了結他們的生命。長期而言，這一般深層次的自相矛盾，會對醫學造成莫大的損害。既然墮胎、醫助自殺及安樂死其實是理虧的，便當然沒有任何理由，為要求該等醫療程序的病人，限制醫護人員良知抗拒的權利。

但在良知抗拒的歷史中，醫護人員的問題並不是歷史最長久的。其實歷史上有不同人士在不同年代，於不同國家因良知抗拒而拒絕打仗。當時他們可能要被囚禁，甚至被處決。現時有很多國家都已容許服兵役的人，因良知抗拒而不參與戰鬥，要他們在軍隊內外，做文職、醫療等工作。如果一個國家可以容許某些人，因為良知抗拒而不拿起武器保衛國家，試問墮胎、醫助自殺及安樂死又是否比保衛國家重要得更多，令一個不要迫人保衛國家的社會，要強迫醫護人員墮胎及進行安樂死？

歐陽嘉傑醫生

大自然的吶喊

最近，愛德華•蒙克 (Edvard Munch) 的代表作油畫《吶喊》“The Scream” 以1.19億美元賣出，成為拍賣成交最高價的藝術品。這幅油畫是這位挪威印象派藝術家同系列的四幅作品之一，亦只是這唯一幅他在畫框上題下詩句。他解釋這創作背後的靈感：

我和兩個朋友在小路上走著–太陽正在西下–突然天空變得血紅色–我稍停下，感覺疲憊，於是倚靠在欄杆上–當時看到血紅的火焰在藍黑色的峽灣和城市上面。我的朋友們繼續走，而我站在那裡焦躁地顫抖–我感覺到一股無窮的吶喊在穿越大自然。

蒙克所形容的可以被視為一種現代性的極度痛苦。一方面我們以科學技術本領征服了大自然。相比我們的祖先，我們生活得較舒適和健康，有空氣調節、高速火車、手提電話和資訊網絡。另一方面，現代人郤因這些可能常是雙刃劍的科學技術進步而感覺心神不安。高速火車或飛機可能會撞毀，網絡會被錯誤濫用，核能有時會變成災難，而手提電話、面書、推特不一定使我們成為更好的溝通者。這似非而是的科學技術成就雋語在生物醫學界更是明顯。

當我們克服很多疾病之時，我們亦創造了其他新的困境。長壽令人想到腦幹死亡和安樂死、為照顧長者或精神病者的沉重負擔，而這些都在影響著那上旋的醫療開支預算。生殖科技現在容許人們選擇要不要孩子、選擇性別甚至排除所有殘障缺憾。更令人擔憂的是複製另一個人的可能，抽取這複製人的纖維組織或器官，或以最新科學技術去改造人類–這過程稱為「超人類主義」–去創造“完美”的人。

當我們觀賞《吶喊》時，有些東西在我們心內迴響。這種奇怪的感覺令我們感到某些東西不對，但我們發覺被困著。大自然在向我們吶喊著，這，若不是一個報復在迫近的不祥預兆，可能是一個警告。

在這油畫賣出的當日，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一篇演說中給這僵局一個可能的解決辦法。他解釋只有愛能保證人文科學的研究，而我們需要從我們的科技心態中找回超越的意義：

我們處於一個實驗科學改變世界遠景及人類自我認識的時代。許多的發現、創新的科學技術以令人興奮的節奏一個個地成功，這些都是值得驕傲的積極原因，但很多時它們並不缺乏使人憂慮的潛意。其實，在這廣泛的樂觀科學研究背後投射了思維危機的陰影。

其實，科學研究和道德意義的問題 … 源自同一源頭，那由天主的道所統領的創造工程及指引的歷史智慧。一個重要的科技實踐思維能夠衍生出一個在科技上可行和合乎道德之間的危險失衡，有著未可預見的後果。所以，社會文化去重新發掘超越的意義和動力是重要的，概括來說，它開拓了決心尋找天主的視野。

譚傑志神父

深切治療醫學六十大壽的反思

一九五二年夏季，哥本哈根發生了一場小兒麻痺瘟疫，令很多病人陷入呼吸衰竭。雖然當時已利用了俗稱「鐡肺」的呼吸器，以維持病人的生命，但死亡率仍然是十分高的──31位陷入呼吸衰竭的病人中有27人死亡。全哥本哈根只有一間醫院可以醫治小兒麻痺症，但它只有七部呼吸器，而每天可能有六至十二位病人陷入呼吸衰竭。醫院請了以麻醉科醫生以柏遜 (Bjorn Aage Ibsen)，去幫助醫治這些呼吸衰竭的病人。以柏遜於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七日，首次以人工造口手術及人工呼吸，成功救活了12歲的菲菲 (Vivi E)。一週內，全醫院所有因小兒麻痺症而陷入呼吸衰竭的病人，都用了新的醫療方式。醫院開了三間特別病房，每間有三十五病床，專門醫治這些呼吸衰竭的病人。由於新的醫療方式須要大量醫護人員，醫院更徵用了醫學生（最高峰期有250人），又加聘260護士，來應付新醫療方式和瘟疫的需求。新醫療方式令因小兒麻痺症而陷入呼吸衰竭病人的死亡率，由90%下降至33%。以柏遜於一九五三年，在哥本哈根的市立醫院，開設了世界上第一個深切治療部門。從此深切治療便從此而發展成為現今的高科技醫療專科。

但高科技醫療只能延長生命，給病人多一些時間去慢慢康復；若病人本身沒有復原的能力，高科技醫療始終不能救回病人的生命。早在深切治療發展的初期，醫學屆已覺得新的醫療科技，可能帶來了新的倫理問題。以柏遜第一位病人菲菲雖然沒有因呼吸衰竭而死亡，但小兒麻痺症令她四肢癱瘓，亦奪去了她呼吸的能力。她由1952年病發開始，到她1971年病逝時，都要靠儀器幫助呼吸。

教宗庇護十二世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為回應醫學屆對教廷，因深切治療的發展，提出的醫療倫理問題，發表了「關於深切治療的演說」，解釋教會對醫學新發展的立場。他界定了「普通」和「特殊」的治療模式，並解釋病人是有倫理責任接受「普通」 (ordinary) 的治療模式，但可以選擇是否接受「特殊」 (extra-ordinary) 的治療模式。當直接被問到「當病人的病情已到達醫生都承認是完全絕望的時候，麻醉科醫生 … 有沒有責任利用呼吸儀器以延長病人的生命？」，教宗回答：「他 … 沒有這一個責任。」然而，「普通」和「特殊」的醫療程序是很容易被人誤會的。倫理上「ordinary」一字並不作「普通」解，而作「應該」或「常規」解；因此醫療程序分為「常規」(ordinary) 和「非常規」(extra-ordinary) 兩類，會比較恰當。

信理部於一九八零年發出的「教會對安樂死的聲明」把這些原則清楚地解釋：假如沒有其他有效的醫療法，在病人的同意下，可以採用最新式的醫術，即使這些方法尚在試驗階段，並且有相當的危險。接受這種治療的病人，可顯示出為人類服務的慷慨精神。如果醫療結果未達預期的效果，在病人同意下，可中斷此種方法。但在做決定時，必須尊重病人及其家屬的合理願望，並且詢問對此有專長的醫生們的意見。醫生們特別要判斷，在儀器和人力的投資上，是否和預期的結果不相稱；他們也要判斷這些醫療技術，是否增加病人的壓力或痛苦而與得到的益處不相稱。只用醫學上能提供的普通方法來治療也是可以的。因此不得強迫別人採用已經使用但有危險或負擔過重的醫療法。拒絕這種方法並不等於自殺，相反的，應被視為接受人類的病痛，或願意避免使用與預期結果不相稱的醫療，或是不願加給家人或社會額外的負擔。即使用了各種方法仍無法避免死亡，那麼可依據良心，拒絕採用希望極小而又麻煩的方法來延長生命，只需照樣給病人正常的照顧。在這樣的情形下，醫生若救不了病人，也毋需自責。

今天正是以柏遜醫生首次以新的醫療方式，成功救活了一位因小兒麻痺症而陷入呼吸衰竭病人的六十週年，亦可以算是深切治療醫學六十大壽。新的醫療科技的確帶來了新的倫理問題，但教會亦回應了醫護人員的問題，為醫學新發展提出了倫理輔導。

歐陽嘉傑醫生

｢德育｣與｢國民教育｣的矛盾

｢德育與國民教育｣近日在本港成為了熱門新聞和話題。有多人關注到｢國民教育｣，會不會成為中共的洗腦工具。但一般人只注意那學科的｢國民教育｣部分，而忘記了｢德育｣的另一部分。如果國家的行為、政策和方向是不合乎倫理道德時，老師是否應該向學生們指出國家不義之處？

納粹德國注意民族純潔，亦曾提倡民族清洗，更以此為理由殺害了六百萬猶太人。盲目的愛國主義可以促使國民縱容和參與不義的大屠殺，但正確的倫理道德教育，應該可以阻止這種集體暴行發生。但如果國民教育只顧教學生盲目歌頌統治者的政策和行為，那麼納粹德國大屠殺一般的歷史慘劇，是隨時可以重演的。

從天主教生命倫理而言，國家的｢一孩政策｣是絕對不合乎倫理道德的。但錯的不限於政策；用作實施政策的強行墮胎和強行絕肓，都絕對嚴重侵犯人權。以此為例，老師應該在｢德育與國民教育｣課堂上，如何教導學生們？以天主教學校而言，國家的政策和行為，絕對是不道德的，所有老師應該並有責任教導學生們，國家執行｢一孩政策｣是錯的。但｢國民教育｣似乎是要教港人愛國愛黨，因此不能批評國家的不是。從此可見，｢德育｣與｢國民教育｣是存有內在的矛盾。那麼一個有良知的老師應該如何？當然是要教導學生，批評國家的不義。

作為天主教徒的老師，可以向聖多瑪斯摩爾 (St. Thomas More) 借鏡。他是英王亨利八世的大法官（Chancellor），是內閣成員，亦是首席大法官及上議院院長。他因為拒絕承認英王亨利八世為英國的教會的至高首領而在倫敦塔被斬首。行刑前他承認他雖然是國王的好僕人，但始終首要是天主的忠僕 (The King’s good servant, but God’s first) 。其他非信徒的老師可以參考孟子的訓悔：｢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為正義而反抗，其是合乎中國傳統儒家的思想。教好了正義的下一代，便有機會培養下一代精明的統治者，令國家真正的富強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原來也是愛國之道。

歐陽嘉傑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