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8日 星期一

生命倫理在亞洲的挑戰

上個月,我被香港中文大學邀請參加一個與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聖母院大學)合辦的會議。論題是“基督信仰在亞洲:過去,現在與將來”http://www.cuhk.edu.hk/ccc/csrcs/seminar/index.html。我的講題是“生命倫理在亞洲的挑戰”。

亞洲不是一個同質的體系,它的廣大地域與它的文化、宗教及道德傳統,包含了儒家思想、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及基督宗教。生命倫理在亞洲面對的挑戰是繁多的。生命倫理自西方開始成為一種規律,發展至今已超過四十年。雖然之前有基督信仰的道德傳統,今天生命倫理已是西方的主導世俗潮流。

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接觸刻劃出兩個對比的景象–殖民地時代可悲的回憶與近期在經濟、軍事及科技上成功的現象。快速的增長被一些人視為企圖以克服貧窮和落伍來恢復古代的亞洲帝國主義–尤其是中國與印度–使能回到國際舞台上恰當的地位。然而這趕上經濟與科技的努力;卻產生某些不安。西方的科技及自由市場經濟並非不需要付出代價的。它們通常帶著一個以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無約束的資本主義、科學至上主義、及盲目相信從科技找尋答案等為優勝的世界觀。現代化對亞洲來說是既吸引卻又與自古以來已確立的價值觀大相徑庭。

它把我們帶入世界村中道德行為的挑戰。在一些亞洲國家,醫療旅遊、非法器官交易、以性別作選擇的墮胎、當事人缺乏知悉下同意等行為,在國際標準下被認為是侵犯普遍人權。同一時間,很多這些行為是由於經濟驅使,因為這些國家能供應比較便宜的醫療服務、身體部份、及子宮出租。由於當地普遍未發展完善的生命倫理文化,學術界及監察倫理道德的團體大量地接受世俗的生命倫理主義的情況並非罕見。但是,有些學者已起疑:全球性的普遍人權道德可能是新殖民主義的偽裝。事實上,他們訴求以傳統、家族關係及宗教信仰為基礎的亞洲價值觀,這些與他們本土的風俗習慣較為相容,而且比較西方以權利為目的的自我中心更優越。

接下來,問題是有沒有一套道德標準是適合所有人,不論種族、文化、家庭培育或背景。如果我們說亞洲有不同於世界其他各地的價值觀,那麼,這便會與我們所主張的人有共同的人性因此應守同一套道德法律相抵。另一個問題是這些共同的倫理道德標準建基在甚麼基礎。天主教的傳統相信有一條自然法律寫在我們的心中,而我們可以憑理性去發現它。它可以是普世人權及尊嚴的基礎,在多元社會中避免道德相對主義的問題。同時,不像西方的世俗生命倫理,自然法律的理念對超驗的維度開放,容納各種以信仰為基礎的宗教,而且更貼近東方的思維模式。

譚傑志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