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士」與醫護人員的挑戰

於九月上旬，我於香港出席了一個名為《SARS倫理反思與前膽》的座談會。於二零零三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簡稱非典型肺炎、沙士)對香港帶來特別嚴重的破壞。約一千八百人受感染，其中三百人死亡，有三名更是醫護人員。香港天主教教區生命倫理小組轄下的生命倫理資源中心，在不同醫院、護士及醫生團贊助下，舉辦了是次學術活動。

事隔十年，現在我們可冷靜回顧，當時的醫護人員，在冒著性命危險下，救活、治療「沙士」病者時，所面對的種種挑戰。以下四種醫患關係的角度，可作為應用在沙士患者上的醫護服務的不同範例，即軍事角度、行業責任、法律與商業，及職業與使命。這四個概念，在某程度上奠定了醫療服務的提供者會如何看待「沙士」患者。

軍事式抗疫

醫生與護士在沙士困境時被視為前線人員。現今醫護人員的培訓，雖已從原本傳統的軍事訓練模式擴展。不過從護理站、查房、內部工作人員、分流等等的術語中，我們還是可見到一點點軍事色彩。醫護人員要與他們的「敵人」對抗，甚至會因此犧牲性命，他們單是在實習時期已經要披星戴月，在夜值勤照顧病者。在沙士疫症爆發時，醫生護士們除了要以此模式「打仗」，還得自我隔離，不得回家，他們每天就此賭上自己的性命，與沙士背水一戰。

醫護人員的職責

這個模式的醫患關係著眼於醫生和護士們服務人群的職責，與警察、消防員、船長等行業沒有分別，都是「為公眾服務」。市民大眾認為這些「公僕」必須有職業操守，即使在緊急情況中，也不可放棄任何生命；若火警現場還有人未能脫險，消防員一定要不顧性命，闖入火海救人。同樣，醫護人員在廣泛傳染性疾病肆虐之時，也不得放棄任何病人，這樣會被之視為不專業，也不為大眾所接受，就像哥斯達協和號觸礁事故中，肇事船長因拋棄困在船上的乘客而自保遭到控訴。所以，在沙士時期，盡忠職守的醫護人員們會因為他們堅守專業精神而備受頌揚。

商業觀點與法律責任

在現今商業社會中，醫患關係有時會因預先制定的合約，而成為一種主顧關係。據此概念，病人是聘用醫生去實行合約訂明的醫護服務。而且，在「貨不對辦」時，病人還可就此提出訴訟。由此觀之，醫護服務漸趨功利計算化，經濟與效率考量不時凌駕於病人的需要之上。另一方面，醫護人員也有可能選擇退出這「合約服務」，以免自己或家人承受風險。

職業與醫護人員的使命

醫生護士的召叫並不簡單，也不止單純的專業服務。事實上，醫護工作包含著比醫護人員本身更偉大的使命。正如埃德蒙‧佩萊格里諾博士(Dr. Edmund Pellegrino)所說，這種態度將構成一種把醫護人員和病人綁在一起的契約關係。醫護人員們需要實踐謹慎和正義這些美德。再者，對醫學來說，忠誠信任的美德尤其重要，因為病弱者把自己交托於醫護人員慈悲的手中，讓他們照料。另外，醫護人員有著特別的技能與職務，應該要有自謙的美德。

說到自謙，其實並不表示醫護人員在照顧病人時，應盲目地犧牲性命、健康。有時他們要作一些困難的決定，例如︰應否為沙士病者插喉？口罩用光了怎麼辦？在這個醫患關係模式中，治療病人需要評估以平衡利害。此評估的大前提是要謹慎，務求可實行最佳的行動。

要實踐美德，要在所有情況下謹慎及有智慧地行動，的確要花不少時間、功夫去習慣。正如哲學家尤瑟夫‧皮柏(Josef Pieper)所說︰「謹慎的決定，及預測的直覺，無論如何都能憑幾個方面得到實質的保障︰憑以往的人生經驗；憑本能的警覺及健朗的評價；憑一個人真正目標的道路永不破滅這大膽而渺小的希望；憑正直的意志及最終目的；憑神直接或間接指引的恩賜。」

十年過去，沙士一疫使我們從經驗中學習；也讓我們在未來能夠更有智慧，更謹慎。

譚傑志神父

「生命倫理、多元文化及宗教」國際研討會

本月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命倫理暨人權教席」和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聯合舉行了一個國際研討會 — 主題是生命倫理、多元文化及宗教，取材於「世界生命倫理與人權宣言」的第12條 — 尊重文化多樣性和多元化。為期三日的研討會，除了邀請了來自十個國家、十多個國藉的專家，本港亦有多位倫理學者參加研討會，包括本港四間大學的教職員。

研討會首先研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05年發表的「世界生命倫理與人權宣言」，然後探討了人權的不同理念。研討會便逐一探討七大宗教對人權和生命倫理的不同立場。七大宗教包括了天主教、佛教、道教、孔教/儒家思想、伊斯蘭/回教、印度教及猶太教。研討會這部分的模式是由一位講者探討某宗教的立場，然後由一位以同一宗教傳統的講者和一位以不同宗教傳統的講者討論那立場。三位講者演講後，便由與會學者自由討論，充分探討該宗教對人權和生命倫理的不同見解。

由於權利（包括人權）是一個較為近代的概念，七大宗教都沒有提及權利或相關的概念，它們反而講及責任。但如果責任的對象是人，我們便可以說那人有權要求他人行駛對自己的責任。但宗教所談及的責任並不一定和現代人談及的權利一樣，而且現代人認為是較重要的權利，亦未必受到傳統宗教的重視。最麻煩的還是一般人對權利，有「權利是王牌」的期望，往往令權利顯得不合理。三日的研討會未能作出具體的結論，但七大宗教對生物倫理與人權的坦誠對話，增加了互信及了解，找出合作的空間。此外研討會亦強調了現今世俗主義及其生命倫理與傳統宗教的分歧，令七宗教的對話加添意義。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生命倫理暨人權教席」亦議定於明年十一月於墨西哥舉行下一屆國際研討會，探討宣言的第14條（社會責任和健康）或第16條（保護後代）。

歐陽嘉傑醫生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生命倫理資源中心開幕

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生命倫理資源中心於十二月八日開幕，使本港生命倫理達到一個新的里程碑。剪綵後有資源中心的簡介 – 它已設有網站，集合了不少本地和世界各地的生命倫理網站及有關的資源，可供瀏覽者使用。此外資源中心亦訂購了有關生命倫理的書籍和期刊，可供學者借用，詳情可向資源中心查詢。

開幕禮後舉行了第一屆天主教生命倫理研討會，討論和分享老人護理的問題。主講者為莫俊強醫生和譚傑志神父，後有明愛老人服務的義工作出賓貴及感人的分享。天主教生命倫理研討會將會每年舉行，和明愛專上學院現正舉辦的天主教生命倫理文憑課程一樣，為本港生命倫理帶來不少的新氣。

歐陽嘉傑醫生

教宗對墮胎的｢新｣方向

日前在醫療主日，聽到楊鳴章副主教講道，提及明愛和出生權維護會合辦的「風信子」計劃，向一些24歲以下重複墮胎的少女，提供認識生命意義，加強創傷後心理復康跟進， 與同伴間及家人建立支援，避免她們再度墮胎。這令我聯想到教宗方濟各最近對墮胎的言論，叫我們不要只顧宣揚墮胎的邪惡，而忽略了幫助有困難的孕婦，就算她們已經進行了墮胎，也要申出支援之手。出生權維護會正正為面對困難的孕婦，提供住宿及支援服務，幫助她們放棄墮胎。

但世俗的傳媒卻把教宗的言論，演繹為教會對墮胎的立場軟化，甚至預料教會將改變對墮胎的訓導。這當然是他們的誤解。其實教會一直都叫信眾，向陷於困境的人伸出支援之手。連向已經進行了墮胎的婦女進行牧民工作也不是一個｢新｣方向。1995年，真福約望保祿二世曾在其「生命的福音」通諭第99段寫：

現在我要對曾經墮胎的婦女特別說一句話。教會明白，有許多因素會影響你的決定，教會也不懷疑，在許多情況下，那是痛苦、甚至令人心碎的決定。你心中的創傷或許還未痊癒。當然，這件事是嚴重的錯誤，至今仍是。但不要因而沮喪，也不要失去希望。要設法了解過去所發生的事，誠實地面對它。如果你還沒有悔改，請以謙卑信賴之心誠心悔改。仁慈的天父隨時準備在和好聖事中寬恕你，賜你平安。你會因而了解沒有什麼是絕對失去的，你也能請求現在已與天主生活在一起的孩子原諒你。從他人友善而專業的幫助，和他人的忠告，加上你自己痛苦的經驗，你可以成為最能維護每一個人生存權的人。透過你對生命的支持，不論是接受其他孩子的誕生，或是接納及關懷最需要有人親近的人，你會成為一位推動者，幫助人們以新的眼光來看人類生命。

既然教宗提醒我們要幫助有困難的孕婦，作為出生權維護會主席的我，便提議大家不妨到出生權維護會的網站看看，考慮會否参加該會，或以其他形式，幫助該會向更多有困難的孕婦申出援手。

歐陽嘉傑醫生

我們應當長生不朽？

最近，我讀了一本由Gilbert Meilaender 撰寫的小冊子，名為《長生不朽‧老年的倫理落差》。老化及長生不死看上去並不是與生命倫理有關的議題，而這本循道衛理神學會編寫的小冊子，為這類大家常忽略的問題，提出有深度的見解。不論是安樂死、再生醫學、甚至是增強或超人的醫學也有提及。透過討論這些議題，我們可更進一步的探討我們為什麼想要延長壽命，以及為什麼這想法是含混的。

在這本書裡面，作者以哲學，醫學和神學的角度，把議題與老化的倫理拉上關係。循道衛理神學會成功地利用由古至今不同方面的理據，由希臘哲學家、古典文學，以至當代哲學家、神學家，再加上恰到好處的心理學與醫學，紡織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分析。作者更用了龐大的名人團隊，有亞里士多德、巴特、克爾凱郭爾、歌德、但丁、康德、麥金太爾和赫胥黎，去支持自己的分析。

正如書名副標題所說，老化問題充滿倫理落差。活著當然好，但我們值得為延長生命付出所有麼？既然科技的進步允許我們活得更久，我們真的需要尋求長生不死嗎？無了期的活著不會感到納悶嗎？人類忍耐的美德，如何幫助我們明白這一點呢？如果我們征服了死亡，那麼我們人類不是有危險了嗎？我們還需要繁殖下一代嗎？怎樣才算是美好、圓滿的生命？在長生不老中，最重要的是什麼？長生不死的信念會如何被衡量？

小冊子就無限期延長壽命，提出三個倫理上的看法。第一個是「完全自然」。此看法一般被科學界推崇，其中超人學派最為熱烈。據此學說，在世的生活是美好的，若能把在世的生活盡可能延長就最好不過。他們提倡以健康飲食、運動以及所有科技裝置達致此目的。活著固然好，不過也得健康才好。支持的還有那些「不朽工程」的擁躉，透過與電腦、人工智能和控制論接合，預見了沒有身體「虛擬」存在的可能性。批評這看法的人看得出這是不切實際的探索。而事實上，就循道衛理神學家所觀察，他們的目的可能並不是想達到長生不朽，而是想令死亡之秘以及已植入任何生物學組織的醫學偶然性消失。除此之外，無限期的生存會令我們脫離我們的人性，因為我們會變得自戀，也不會有建立美德的驅動力，更不會讓下一代接力。

第二個觀點，就是透過人生不同的階段視之。「青年期」是預備的階段，且往往會被介定為有好奇心和行事急躁。在另一端，「老年期」則是回顧一生得失成就的時段，且行事謹慎和相對無為。在兩者中間的就是「成年期」，即達成人生理想的黃金時間。在這個觀點下，我們能充實渡過每個人生階段，又達成一生目標的，就是成功。故此，被截斷的人生旅程，例如早逝，便是一個悲劇。如前所說，延長壽命也會破壞人生的旅程，因為「結局」也是人生的一部份。我們必須接受這個自然的人生旅程。而且，美好的一生，也包括你把你所學到的傳給下一代。

第三個則是信仰方面的觀點。生命是美好的，且永生之想法一早植根在我們裡面。但是，只有超越塵世的生命，才可達到永生。就是這樣，我們生出來就是要超越自己，在天主教的神學來說，就是「自有的永生」。與前面的觀點不同，我們的生命並不是把一系列的既定工作完成，而是在旅途中不斷遇到不同的轉變。希望是其中讓我們繼續前進的動力。而且，在生命旅途中的每一刻都是有意義的，因為每一刻都體現了我們與主的同等距離。

隨著醫療科技日新月異，我們可以更有效延長我們的壽命，長生不朽這個議題的討論就越來越激烈，貼切。這有趣的討論，用於解決未被揭示出來的生命的問題上非常有價值。也許海德格爾(Heidegger)和加布里埃爾馬塞爾(Gabriel Marcel)的意見沒被提出來是有點意外，不竟他們都是在這個議題上深入研究的哲學家。然而，作者因提出了豐富的神學觀點而備受讚揚，可惜這種討論當代生命倫理學實在鮮有。

譚傑志神父

真理、包容、生命倫理

今年五月，我出席了由芝加哥大學舉辦的「第二屆醫學與宗教會議」。是次會議旨在為學者和醫護人員提供一個平台去討論猶太人、天主教徒及伊斯蘭教徒眼中的「關懷」有何不同。我聯同一些於羅馬生命倫理大學畢業的學生，組成一個小組，並以「何謂關懷？由天主教醫療服務活出慈善的真理」為主題。

天主教醫療事工的「愛、真理與責任」

以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通諭「博愛真理」為借鑒，我們小組開始探究「天主教在社會中的生活信條」，以及「沒有真理、真愛及信任，就沒有社會責任，社會行動也就變成了滿足私利與權力的工具」當中的含意。在這個多元化的社會下，於慈善及醫療工作中活出真理並不容易。

我們小組討論何謂真理，以及醫療專家如何把道德、倫理及宗教中的真理，與自己的良心和行動合為一體。我們著眼於倫理責任上的真理，對醫護人員及專家有什麼影響。

真理與包容

我在小組中負責研究真理與包容兩者複雜的關係。我在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的《真理與包容》一書中得到了啟發。在其中一個章節，拉辛格樞機問︰包容是否不能與客觀真理共存？現代社會對基督宗教帶來巨大的挑戰，因為社會再不相信真理，而基督宗教強調它仍然存在。其中一個反對的原因，就是「真理往往是宗教暴力的成因。」一些作家認為，一神論的宗教，利用不容許「假神」的存在而發動戰爭。

所以，現代化或要在世俗化的過程中把宗教摒棄。還是要把所有宗教合一，或是要把宗教的真理由一般的道理中撇除，並將之神話化。要不就回到以前多神的世界，或乾脆創造一個看似暴力的新神性。歷史告訴我們，多神論世界並沒有防止戰爭；無神論者如納粹、史太林又是如此暴力血醒。

真理與相對主義

現代社會對客觀真理的壓抑，源自文化與宗教的多神論興起。我們活於一個全球化的社會中，每天也會遇見不同背景文化及不同宗教的人。因此有時人會覺得世上並無真理，尤其宗教及道德上的真理。所有強調真理的人都會被視為原始、心硬。

在宗教層面，這代表世界已不需要轉化，已不需要傳教。在倫理上，相對主義往往把信仰上的真理排除，並用功利主義，著重結果的方法去判斷如何做事才有用。說到低，因相對主義的萌生，及在小數服從多數的環境下，真理被此意識形態取代已是一個共識。

相對主義有一個邏輯上的謬誤︰一開始是沒有真理的。既然沒有真理，也就沒有好與壞的標準。在沒有任何客觀標準的情況下，我們難以說得出什麼是好的，或是什麼是人權。這樣，世界將會不分青紅皂白，倫理之說也會因此劃上句號。

這個倫理真理的問題至今一直存在，尤其是最近在美國有關醫療服務授權的辯論中，迫使天主教機構提供不合乎道德的醫療服務的論點上。辯論中提出了「天主教所提出的客觀真理是否成立」的問題，然後就是「是否任何合乎道德的理論也可適用」。這是有一定風險的，若相對主義一天統治了世界，人的良心就會毀滅，導致一個殘暴無情的世界出現。

真理與自由

對好多人來說，真理與自由是水火不容的。現代將自由推到一個崇高的新水平。據讓-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之說，自由是唯一一樣值得追求的東西。然而，這種自由終究並不人性，因為自由的本質就是要與他人互動。正是在這種相互依存關係下，我們才可隨心所欲。這是個奇怪的悖論，我們希望別人為我們服務，但在我們要為別人服務時卻只是想著自由。

要令自由有效，需要依仗一些條例、法律。比方說，如果自由是每個人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駕駛規則，喜歡哪一邊駕駛就哪一邊，定會攘成一片混亂。簡單來說，自由需要有一些法律與規範加以限制。在倫理上，正如約納所說，自由意味著要對社會和公義負上責任。更多的自由代表著更多的責任，並非更多的權利。

今日，尼采派(Nietzschean)的強大成為了生命倫理學的危機，病人的選擇往往被視為絕對。我們可在辯論中知道私人選擇，成了出生、生育、死亡權利的主要考量因素。

教宗本篤十六世提醒我們，要以教理淨化這些多餘和傲慢的藉口，尤其是當它成為自動生成的功利主義、意識形態時，更需要淨化。與此同時，在舊教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情況下，也有需要淨化宗教極端化。

沒有真理，大方也成了吝嗇；

沒有真理，功利主義將主宰我們；

沒有真理，自由的思想會變成權力的附庸。

譚傑志神父

生命倫理之父—主懷安息

埃德蒙‧佩萊格里諾醫學博士，MACP (Dr. Edmund Pellegrino, MD, MACP)，於2013年6月13日，安詳離世，終年92歲。因著他對生命倫理思想的貢獻、演說等，他理所當然的被譽為生命倫理之父。他的成就眾多，曾擔任美國天主教大學的校長；喬治布殊低下生命倫理委員會的主席；喬治大學臨床生物倫理學中心創辦人。博士曾為超過600本出版刊物撰寫，為23本書著作或合著和接受52個榮譽博士學位。

我2005年在華盛頓認識了博士，當時我正在尋找一位博士當我的主任。在幾番勸說下，雖然我是住在羅馬，而他卻是在華盛頓生活，不過他終究還是答應了。

當我在他的指導下寫我的博士論文時，我驚訝地發現他是如此認真的對待對學生的承諾，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高。我記得有一次我把一篇50頁的章節給他過目，然後收到長達10頁的仔細回覆。當他成為生命倫理委員會的主席時，我還以為不會有時間幫助我，但事實是，每當我有需要餘的幫助時，他一定會於百忙中抽空幫助我。

在許多方面，他表現出他筆下的良師良醫。2007年，他來了羅馬，並為我的論文「生命倫理俗化：一段歷史」辯解。當他留在里賈納生命倫理學院時，也會為學生、員工，甚至公眾授課。他喜歡與學生見面，也喜歡讓學生見到他。

他對任何向他求助的學生都會全力幫助，這也成了我作為一個教授的指標。一次我在華盛頓參與了一個由天主教醫療學生主辦，由他主講的講座。雖然只有一半的學生參與，但他依舊熱情和引人入勝，跟平常的講座沒有兩樣。又一次，我參與他為一名對倫理有興趣的醫學生當私人教授的課，看著他耐性非凡的跟這位學生討論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

當他在羅馬時，我們還以為他會想在每堂課間休息一下。但他寧願花休息時間跟任何想見他學生、職員交談。在他眼中，每個人都是重要的。他往往能在每個學生中發掘到一些潛質，令他們有所發展。許多事上，他活出來的美德，就跟他在書上所寫的一樣。

雖然博士離開了，他崇高的智慧與榜樣一直存留在我們心中。他告訴了我們，生命倫理學不只是有理論，還有生活的實踐。他不只是生命倫理之父，也是所有受恩於他的學生的父親。他的離世讓我們都感到惋惜。

譚傑志神父